江苏泰州：水上光伏 助力脱贫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于科学研究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笔者主张应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对策应用研究，依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而对之采取不完全相同的态度。本杰明.内森.卡多佐认为，法律必须稳定，但不能一成不变。

他以医生运用其医学知识挽救任何垂危的生命而不问维持这种生命有何意义为例，指出，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这样做是否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对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完全不应渗入价值判断。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笔者认为不能完全脱离价值判断。法国公法学家莱昂.狄骥认为，价值判断在一种科学的社会理论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笔者认为，学术研究必须有激情，对策研究尤其要有激情。

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法律的理念》的作者丹尼斯.罗依德指出，法律是处于不断变迁和演进的过程中，虽然它的大部分的演进，肇因于立法机关制订的法案，可是法官和法院在发展新法，并使它切合社会需要方面，却功不可没。其中，在国内官场里，拥有在职法律学位（硕士或博士）的领导为数众多。

对于高校而言，这几乎是个名利双收的无本生意 —— 既可以因为拥有这样的官场校友而增添荣耀，又可以为日后招商引资积累资源。2008年，中国法学博士毕业生人数1700余人，法学博士招生人数2500余人，法学博士在校学生人数8500余人。据方流芳先生在《追问中国法学教育》一文中披露，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2006—2007学年招收博士生148人，中国政法大学在2007—2008学年招收博士生137人，两个学校招收的法学博士都分别超过了美国法学院当年招收的法学博士（SJD）学生的总和。在法律专业中，民商法并不容易读。

官员们喜欢读书，本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美国法学院都采用的哈佛法学院的高标准、严要求，由此奠定了美国法学院的崇高声誉。

尤其对于那些显赫一时的现任或退休高官，别说区区一纸文凭，就连兼职博士生导师的职称，都有学校破格送上门去。比如，刚刚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的履历表明，许宗衡在1994年7月－1996年8月担任深圳海天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期间，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班学习。此外，全国还大约有300万党校文凭的持有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持有法学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生文凭。据调查统计，2007年以来，中国大陆法学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名列文科毕业生倒数第一。

用今天时髦的话说，他的学历属于在职法律研究生学历。当下，许多官员的名片上，常常拖着硕士、博士之类的学位，甚至还挂着教授、硕导、博导等称号。我们今天只知道靠负债建设在硬件上大干快上，只知道降低门槛对廉价卖文凭一路绿灯，但还不知道知识与学历大量注水后会会严重扰乱公正公平并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写到这里，人们的思绪不由地会链接到十几年前贺卫方教授那篇引发强烈关注的《复员军人进法院》一文。

不知道从那一天起，中国各地大学法学院的硕导和博导们，开始成为官僚政客们追逐的对象。许宗衡当时身兼要职，正在日以继夜地为出版社扭亏为盈操劳不停，能有多少时间来读书、应付课程、考试和写学位论文呢？更有趣的是，1998年秋天，笔者和许宗衡在深圳一宴会上相邻就座，有过一面之交。

中国的法学院如果不能形成行业自律，如果继续纵容腐败势力，如果继续对招生舞弊等现象集体失语，那么中国法学教育的沉沦与毁灭将指日可待。中国的法学院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经向官场廉价投放了太多的文凭，如今已经开始遭遇到令人尴尬的因果报应。

前来读书的学生大多是蓝领工人和家境困窘的少数族裔群体。在一次次酒盏交错之间，一桩桩将学历廉价出售的交易迅速达成。近十几年来，官员们的学历年年跃进，文凭逐浪攀高。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许宗衡对我提到的这个专业名称竟没有任何反应。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30年增长了200多倍。但是，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这些廉价的文凭又是怎么被出售给这些官员的呢？难道我们的大学就没有责任吗？显然，没有某些高校的积极配合，官员混文凭恐怕也难得逞。

如今，硕士学位早已不能满足官场的需求，随着博士学位成为提拔指标，博士学位开始变得供不应求。当年，很多匆匆成立的法学院为了扩大生源，在全日制大学招生外，特开设各种法律夜校并向夜校生发放法学文凭。

时至今日，悬崖勒马、未为晚也。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6万多人，30年增长了260多倍。

我吃惊地发现，有不少腐败官员都持有那些中国名牌法学院授予的在职研究生学历。此刻，诸如哈佛大学法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等著名法学院就断然拒绝降低招生标准，不仅不随波逐流，反而顶风而上 —— 提高招生门槛：要求法学院的学生入学前必须已经取得过一个本科的学位。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名牌大学法学院可以为了区区小利傍官员和大款，低三下四地敞开大门让他们进出自由呢？看来，今天的中国，那些已经感觉自己是中国最好的以及那些打算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法学院们，对什么是真正的法学院还知之甚少。贺卫方在该文中曾大胆发问：复员军人为什么被安排进法院而没有进医院？法学和医学难道不都是与人命相关的职业吗？今非昔比，如今复员军人进法院已经不那么容易了，但在职官员们进法学院倒是成了一道新的风景。我八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民法专业时，感到学习压力很大，看专业书、强化外语（包括第二外语）、翻译并精读经典原著、外出调研、写毕业论文，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和同学们几乎总是把星期天当成星期七在用。高校的官员们和导师们甚至为此公开互相攀比，看谁招募的官员数量多、官衔高、名气大 ——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凭借一个普通人的想象力，都不难觉察到，许宗衡这个学历有点儿可疑。在21世纪的中国，每个法学院、系的名称都和‘研究生课程班、‘在职研究生班、‘本科双学位班、‘专科升本科班、‘在职法律硕士班、‘法律文凭自学考试班等光怪陆离的招生广告联系在一起，公立大学同时在经营着不折不扣的营利性项目。

此后的年月里，这些世界著名的法学院，如同一只只美丽耀眼的孔雀，像爱护自己的每一根羽毛一样珍惜自己的名誉，从不以任何名义廉价出售自己的文凭。那些身居高位或者准备身居高位的官员们，之所以需要这样一纸文凭，显然为的不是更新知识，而是在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升迁铺路石。

在关闭电脑前，又顺便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与许宗衡案牵连的另一位深圳落马官员余伟良的学历。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在《美国二十世纪法律史》（American Law in the 20th Century）一书中回顾到，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也曾有过各类法学院像野兔子一样野蛮生长的年代。

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改革开放30年增长了105.67倍比如，刚刚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的履历表明，许宗衡在1994年7月－1996年8月担任深圳海天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期间，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班学习。近十几年来，官员们的学历年年跃进，文凭逐浪攀高。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许宗衡对我提到的这个专业名称竟没有任何反应。

据调查统计，2007年以来，中国大陆法学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名列文科毕业生倒数第一。在21世纪的中国，每个法学院、系的名称都和‘研究生课程班、‘在职研究生班、‘本科双学位班、‘专科升本科班、‘在职法律硕士班、‘法律文凭自学考试班等光怪陆离的招生广告联系在一起，公立大学同时在经营着不折不扣的营利性项目。

大概是个偶然的巧合，确切地说，许宗衡市长和我学的是同一个专业：民商法。中国的法学院如果不能形成行业自律，如果继续纵容腐败势力，如果继续对招生舞弊等现象集体失语，那么中国法学教育的沉沦与毁灭将指日可待。

贺卫方在该文中曾大胆发问：复员军人为什么被安排进法院而没有进医院？法学和医学难道不都是与人命相关的职业吗？今非昔比，如今复员军人进法院已经不那么容易了，但在职官员们进法学院倒是成了一道新的风景。说到底，我们的社会（包括法律人自身）还是太没有把法律科学当回事儿，和医学相比较，我们的法学门槛还太低、法学课程还太幼稚、法学论文还太容易抄袭、法学学位还太廉价。